北京時間記者 潘琦 報道
9月28日一早，鄒毅在自己的微博上敲下瞭“超級一級優！”幾個字，與之一同給出的，還有“PM2.5濃度值為5微克”。
“按照標準，PM2.5濃度值低於35微克就是優，但35微克和5微克也有好大距離的。同樣是優，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樣的。”言語間鄒毅難掩興奮的語氣，“（5微克）隻有在三亞或香格裡拉才比較常見。”
從2013年開始，鄒毅就堅持把每天同一時間、同一位置的天空拍下來，制成“北京空氣質量視覺日記”，由於這些照片拼在一起，可以非常直觀的看到空氣質量的變化，所以鄒毅給這個項目起瞭一個名字叫做“一目瞭然”。
“客觀上感覺北京的空氣是越來越好瞭，好到什麼程度，我這邊的數據就能說話瞭。”鄒毅說。鄒毅提供的數據顯示，2017年8月的達標天數比2013年8月多瞭8天，月均PM2.5濃度值更下降瞭近20微克/立方米。
事實上，鄒毅的感覺和官方數據是一致的。
來自北京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以下簡稱“監測中心”）的數據顯示，北京空氣質量達標天數從2013年的175天升至2016年的198天。而大傢最為關註的PM2.5的年平均濃度則從監測首年2013年的近90微克/立方米降到瞭2016年的73微克/立方米，今年上半年更是下降到64微克/立方米。
2013年以來北京空氣部分污染物濃度變化曲線（潘琦 制圖）
“如果從各項具體指標來看，表現還要更加搶眼。” 監測中心高級工程師王占山告訴北京時間記者，以二氧化硫為例，其濃度值連續5年下降，已從2012年的年均28微克/立方米降到瞭2016的年均10微克/立方米，降幅高達64.3%。
“這表明北京藍天的含金量其實更高瞭。”說到藍天，王占山和鄒毅不謀而合。
研究者：數據監測從手工測量到實時生成
北京藍天含金量提升背後的秘密就隱藏在王占山所在的監測中心——數十個蘑菇頭一樣的空氣采集裝置佈滿瞭這棟灰色小樓的樓頂，飄散在空氣中的各種顆粒物就在風機的作用下，通過細長的管道進入樓下實驗室的科學儀器中，並最終轉化成屏幕上數字和圖表。
這是空氣質量監測的第一步。監測中心自動室工程師張博韜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做好相關的維護保障工作，以保證這些以捕捉微小顆粒見長的精密儀器能夠實時傳送出準確的數據。
張博韜介紹說，像監測中心中這樣的空氣質量監測子站，北京市還有35個，主要分佈在北京市的平原地區，其中最遠的一個，到監測中心的路程超過100公裡。
對於已在這些子站之間奔波瞭6年的張博韜來說，這項工作讓他早已練就瞭“十項全能”。
由於儀器設備大多佈設在室外，在夏季酷熱、冬季嚴寒的戶外進行長時間徒手操作已是傢常便飯；由於很多子站位置偏遠、道路不通，依靠人力搬運沉重的設備和耗材也是稀松平常。
“我們既要有靈巧的雙手，又要有強健的體魄。既能當工程師維護校準設備，又能當搬傢公司搬運儀器，還能修空調、做電工、當裝修工人。”29歲的張博韜笑著說，“我們這些獨生子女在傢連螺絲刀都沒拿過，現在我們好多同事，傢裝都能自己動手。”
空氣質量數據就來自於張博韜正在調試的儀器中（潘琦 攝）
張博韜告訴北京時間記者，近五年來，監測中心已新增瞭上百套儀器設備，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用於監測大傢最為關註的——PM2.5。
在2012年之前，中國空氣質量標準中關於顆粒物的指標還僅局限於PM10。2012年2月，新修訂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正式將PM2.5納入，北京成為首批開展監測項目的城市之一。
“剛開始的時候不像現在，對PM2.5的監測主要靠手工測量——就是先將一張圓形的薄膜放置在儀器中采集24小時的PM2.5顆粒，再拿回實驗室進行稱重，增加的重量就是24小時PM2.5的數值。”張博韜說。
張博韜告訴記者，一張空白膜的重量隻有370毫克，隻相當於一張A4紙的十分之一不到，而像天特別藍的時候一天下來可能隻會增加一點幾毫克——也就是幾根頭發絲兒的重量。“因為對稱重精度要求非常高，秤膜的實驗室都是恒溫恒濕的”。
而如今，隨著離子色譜、重金屬、激光雷達等多種專用儀器設備的上馬，直接或二次生成PM2.5的各種顆粒物均能被一覽無餘。而且張博韜和他的同事們也不用長時間等待就能實時地獲取相關數據。
張博韜告訴記者，雖然都是PM2.5，但其實每個地方、每次空氣污染中PM2.5的構成其實是不同的——即便是相同的數值，成分可能也不相同。而研究PM2.5的組分，主要就是希望找到每次空氣污染的成因。
“道路旁邊受惠於機動車尾氣，排放音響換電容的氮氧化物比較多，PM2.5中硝酸鹽就會比較高。而如果是燃煤污染，釋放的更多是二氧化硫，硫酸鹽在PM2.5中的占比就會更大。” 張博韜向記者舉例。
作為監測中心大氣室的一員，王占山就是根據這些數據以及氣象要素條件等作為依據來進行空氣質量預報工作的。
“空氣質量的影響因素有很多，但從大的方面來說，主要是污染源排放和氣象條件。”王占山解釋說，“但其中最重要的還是污染源排放，雖然很多時候霧霾的形成是因為氣象條件不利於擴散，但如果沒有污染，氣象條件再不利也不會有霧霾。”
“除此之外，我們幾個預報員也會參考一些客觀的預報手段——比如統計模型和數值模型，綜合主觀客觀結論後再進行會商，最終給出預報結果。”王占山還告訴記者，包括二氧化硫、PM10在內的空氣污染物常規有6項，但目前首要污染物總體以PM2.5為主。
這些預報結果每天都會通過官網、微博、手機客戶端、電視臺等渠道向外發佈，為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提供參考。
除瞭公眾服務，空氣質量預報的另一大功能就是為政府提供管理支撐。
“比如說，預報未來連續3天有重污染過程，那麼管理層就可以一方面發佈預警，一方面制定應急減排措施。氣象條件控制不瞭，但是污染源可以控制——減排哪個方向，減排多少量。”王占山說，這些科學依據，讓空氣污染可以得到更好的控制。
統籌者：協調鍋爐改造一天奔波400公裡
事實上，王占山和他的同事們的價值並不隻在短期的空氣質量控制，作為近5年來北京市大氣污染治理行動指南的《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以下簡稱“清空計劃”），同樣是基於來自於王占山等科研人員的相關數據和研究結果而編訂的。
“監測中心的數據很好地幫助瞭我們有的放矢的制定相關政策。”曾景海是北京市環保局大氣處副處長，他所在的大氣處負責統籌北京大氣污染治理工作，並統籌編訂瞭“清空計劃”。
曾景海告訴北京時間記者，通過分析，他們發現北京市PM2.5來源很多，但最主要的來源為機動車、燃煤、工業源和揚塵四塊。現在北京大氣治理的思路，包括控車減油、清煤降氮、工業源治理等治理措施的出臺，都源自於此。
“需要說明的是，北京市的PM2.5百分之六七十都是二次產生，它是很多物質反應後生成的，直接排放的隻占小部分。”曾景海補充道。
所以，“清空計劃”就根據對口部門進行瞭任務的分工，由各部門共同完成。而據曾景海透露，由於涉及到各部門間的協調，“清空計劃”從開始起草到最終出臺，前後共花去瞭半年時間，期間經歷瞭幾十輪修改，才最終成型。
回憶起五年前編寫“清空計劃”的日子，曾景海仍記憶猶新：“大傢各有分工，通宵達旦地弄。為瞭保證第二天還能有戰鬥力，我們就輪班加班，誰前半夜、誰後半夜，後半夜的就一直弄到天亮，那段時間真的特別的緊。”
在曾景海看來，環保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它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涉及到各方各面。“它涉及到老百姓自身的生活需求——像用煤用車，也涉及到北京發展的歷史狀況——比如城市的膨脹。”曾景海解釋說，“從來源來講，治理單靠環保局一傢是不現實的。”
以“清煤降氮”為例，就涉及包括環保局、經信委、農委、城管委、燃氣集團、電力公司等在內的多個部門，在治理過程中更涉及諸多復雜的協調工作。
“很多時候都需要現場協調，光今年上半年就已經跑瞭五六百個鍋爐改造點位。有的時候點位之間相隔比較遠，一天下來開車400公裡是常有的事。”曾景海笑稱自己在兼職滅火隊員。
作為清空計劃中“壓煤”部分的主筆，36歲的曾景海也是北京“清煤降氮”的主要推動者之一。“之所以控制燃煤，是因為燃煤是北京市空氣中二氧化硫的最主要來源。而二氧化硫不僅是生成PM2.5中硫酸鹽的前體物，同時也對人體也有一定危害。”他解釋說。
老傢在雲南的曾景海還清楚記得自己2000年剛來北京上學的日子：“冬天時去胡同裡面閑逛，就能聞到明顯的煤煙味，有時覺得熏得慌。”
改造後的華電熱電公司向天空排放的煙如同白雲一般（受訪者供圖）
事實上，北京治理燃煤污染就始於上世紀90年代。
“那個時候北京空氣污染已經很嚴重瞭，特別是燃煤污染比較重。所以就開始尋求引入清潔能源進行替代。”曾景海說，於是從北京市的核心區開始，由內而外的清理茶爐大灶和居民用的散煤。到2008年奧運前夕，城六區20噸以下燃煤鍋爐就基本完成清除。
“2009年以後開始清噸位更大的鍋爐，等到2015年的時候，就基本實現瞭城六區無燃煤鍋爐。”曾景海說。
在北京市海淀區知春裡社區，緊挨著知春裡中學、有著30多年歷史的雙榆樹供暖站為周圍4500多戶居民提供冬季采暖。2014年，隨著北京“清煤降氮”工程的推進，供暖站的燃煤鍋爐被燃氣鍋爐所替代。
在供暖站工作瞭13年的站長馬玉彪告訴記者，在改燃氣之前，由於鍋爐對煤炭的需求量巨大，為鍋爐配套的近千平方米煤場每年一到10月份就開始進煤，並一直持續到第二年3月。而在這期間，煤場就成瞭周圍鄰居們吐槽的對象。
“你努力苫蓋得再好也沒轍，尤其是一刮風，包括學校、居民樓都開不瞭窗戶。學校也找過，鄰居也找過，不過大傢都挺好，也知道確實克服不瞭。”馬玉彪回憶說。
“尤其是開始儲備煤的時候，運煤車連著運幾天，一卸卸一宿，肯定擾民啊。”馬玉彪說，過去半夜進煤的運煤車輛也對周圍的居民影響不小。
而如今，原本一到采暖季就煤灰飛揚的煤場已經變成瞭一個幹凈整潔的停車場，鍋爐房的環境更是大變樣，這讓作為煤場工作人員的馬玉彪也十分感嘆。
“過去供暖站的上煤工、出渣工就跟煤礦工人似的，每天洗澡都洗不幹凈。現在不光環境幹凈瞭，操作也簡單瞭，都是自動化的，按下按鈕就行。”馬玉彪說。
雙榆樹供暖站是北京消減燃煤鍋爐的一個縮影。截至發稿時，北京城六區和通州區已經基本實現無燃煤鍋爐。而到今年年末，基本無燃煤鍋爐區域更有望擴展到南部四區的平原地區。
受益者：煤改電讓居民告別煤灰渣土
在知春裡社區向南10公裡的北京市西城區校場社區，這裡則經歷著另外一種形式的“清煤運動”。同樣是2014年，社區裡的近4000戶居民完成瞭“煤改電”。
和位於北京市三環外的知春裡社區不同，校場社區位於北京市二環內，主要由近400個平房院落構成，樓房僅有2棟，在“煤改電”之前，住在胡同裡的社區居民們主要依靠自傢燒煤取暖甚至做飯——而這些用煤需求就是曾景海所說的散煤。
“散煤產生的空氣污染物更容易堆積在近地面，污染非常大。”曾景海回憶說，所以在進行“煤改電”時，受到瞭居民們普遍歡迎。
“其實在‘煤改電’之前，我們還嘗汽車音響後級系統規劃試過改燃氣和熱力管線，但因為老城區胡同太狹窄，施工困難，很難實施。所以後來就選擇瞭‘煤改電’這個技術路線。”曾景海解釋說，“最初先是在文物保護區試點，然後開始大范圍推廣。”
78歲的郎立林在跟北京時間記者提起‘煤改電’以前的空氣時，直接引用瞭一句俗語：“過去北京有句老話，叫‘刮風是香爐，下雨是墨盒子’，就是說刮風的時候出去一身滿是灰，等到下雨那煤就變成瞭墨水。現在空氣好多瞭，衣服領子也不黑瞭，過去領子出去就黑，落塵都落這瞭。”
郎立林住的地方不大，但整個冬天下來，也要用掉2000多塊蜂窩煤。
“取暖烤火、做飯燒開水，離不開。我自己去拉，一車400塊煤。”郎立林告訴記者，過去校場社區周圍有幾個煤場，近的有三五裡地的距離，用板車拉一次煤前前後後要一個多小時，最後落得滿身大汗。而到瞭2008年之後，隨著煤場陸續關停，再用煤，要跑更遠的地方。
80歲的胡尚仁1962年嫁到校場社區，在這裡已經住瞭55年，婆傢是獨門獨院，共9間房。由於傢裡房間多，胡尚仁傢用的是一個三個火眼的大爐子，一到冬天，取暖的煤就擺滿瞭北屋外的走廊，400塊煤一車的蜂窩煤，至少要用掉9車。
胡尚仁手指的走廊墻邊還存有當年蜂窩煤留下的印記（潘琦 攝）
“麻煩。”一提起燒煤，胡尚仁脫口而出這兩個字。
“一個火眼4塊煤，燒完瞭就得換，一天搬進去多少煤，就得搬出去多少煤。有的煤不好，碎在爐子裡，就得拿鉤子鉤爐灰，還有的剛夾出來就碎瞭，掉到地上，滿屋子土。要是爐子滅瞭，還得拿煤球去換，非常麻煩。爐子也愛滅，今天不是你傢滅瞭，就是我傢滅瞭。”胡尚仁說。
但麻煩並沒有換來更好的取暖效果。胡尚仁說，每到晚上九點一封火，屋子裡就全涼瞭。“不封的話不行啊，一會就著完瞭，夜裡老得看著，就是封火等到第二天一早起來，還得看火還著不著。“胡尚仁解釋說。
如今，電采暖器每天晚上9點到早晨6點自動運行，和以前用煤的時候正相反，晚上整個屋子都是暖的。白天如果有太陽，屋裡也不是很冷，要是覺得冷瞭也可以多開一會，用著比以前還舒心。
胡尚仁還給記者算瞭一筆賬，原來用煤的時候，一個冬天要有八九千的花銷用在取暖上。而改成電取暖之後，由於用的是谷電，每年用在取暖上的電費隻要七八千，而且還能夠報銷三四千，等於比之前少花一半的錢。
針對居民 “煤改電”後的使用成本，曾景海和他的同事們專門制定瞭補貼政策。
“我們通過和電力公司協商，外電網的建設由電力公司投資，市政府進行一定比例的補助。內電網的建設則由市區兩級政府全額補助。所以建設這塊等於居民沒掏錢。”曾景海說，“在使用上，因為儲熱式電采暖器用的是谷電，所以隻要3毛錢一度，而且市裡和區裡各補貼1毛錢，用下來和燒煤差不多，所以後來都主動要求改。”
曾景海回憶說，到2015年，東西城就基本實現無煤化，因此而受益的居民超過30萬戶。
另據瞭解，除瞭鍋爐和散煤，燃煤電廠和工業原料用煤也是北京燃煤的主要來源。不過，就在今年3月，伴隨著位於北京東南部的華能熱電廠燃煤發電機組的關閉，占北京燃煤消耗近4成的四大燃煤電廠已全部改造關停燃煤機組，以此削減燃煤量高達900萬噸左右。
“這些煤如果用載重10噸的卡車來裝，需要90萬輛，這些車如果兩輛一組首位相連，差不多可以從北京排到新疆烏魯木齊。”曾景海舉例說。
“總體來說，清煤的效果非常明顯，這一點從二氧化硫的數值就可以看出來。”曾景海告訴記者，1998年時，北京市二氧化硫年均值在120，到2016年時，這一數值已經降到10，而今年更有望降至個位數。
行動者：綠色出行也是在降低PM2.5排放
“清煤”大幅削減瞭北京市空氣中的二氧化硫，而“清空計劃”中同步實施的“降氮工程”、“減油控車”、“工業源治理”等措施也都取得瞭相應的成效，共同為提高北京藍天的含金量打下瞭堅實基礎。
鄒毅開始拍攝並關註北京空氣的時候，也正好是“清空計劃”正式開始實施的時候。
“今年是‘清空計劃’的最後一年，到今年年底要達到PM2.5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的目標，像今天濃度是5微克/立方米，隻相當於平均數的十二分之一。” 對於今年北京能否完成清空計劃的目標，鄒毅非常樂觀。
北京空氣4年變化通過圖片可以“一目瞭然”（受訪者供圖）
“現在大傢也不像以前那樣對天氣關註瞭——因為天氣好的時候多，也就不敏感瞭。” 鄒毅還跟北京時間記者舉例，現在大傢在朋友圈曬各種晚霞和雲朵很多，這也是空氣在變好的一個反映。
“這種特別漂亮的景色隻有空氣特別好的時候才有，這也反映出好天氣慢慢變成常態瞭。”鄒毅解釋說。
在拍攝藍天之餘，鄒毅也會把他的目光放到更細致的地方。
“北京通過這些年的治理，燃煤控制得差不多瞭，散亂污也都清理瞭，餐飲燒烤控制的力度也很大，北京油品和歐洲標準也差不多瞭，而且現在北京第三產業的占比超過80%，北京自身的污染物排放應該是越來越低瞭。”鄒毅感嘆說。
不過，鄒毅也表示，根據研究，機動車——特別是柴油大貨車和大型工程車的排放污擴大機改電容染仍然不可小覷。
來自北京市環保局相關人士的數據也顯示，機動車排放對北京市PM2.5的貢獻率超過30%，是北京空氣最主要的污染源。而國三及以上排放標準的重型柴油車排放的氮氧化物和一次顆粒物可占北京全市機動車排放總量的50%以上和90%以上。
“為什麼往往一大早天氣不好，因為夜間大貨車跑的太多瞭。要知道，一輛大貨車就相當於200多輛小汽車在跑。而且夜裡天黑也看不見冒黑煙，人也少，沒人舉報。”鄒毅解釋說。
“從上個月開始北京在六環外對進京柴油大貨車進行督查控制，對於北京有巨大的好處。”鄒毅對當前密集發佈的政策也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北京剛剛發佈的土石方工程的停工令，不僅可以杜絕揚塵，還相當於一並減排瞭作為排放大戶的大型車輛和機械排放。”
鄒毅從2013年起上班時開始公交出行，半年多前，隨著共享單車漸成規模，騎車上下班成瞭更方便的選擇。“以前都是坐地鐵，下瞭地鐵步行，現在還可以騎車，其實大傢也願意選擇讓環境更好的出行方式。” 鄒毅說。
事實上，伴隨著公交網絡的加密以及共享單車的出現，綠色出行已經越來越成為一股潮流。
由多傢權威數據機構發佈的《2017年第一季度中國主要城市交通分析報告》顯示，駕車用戶在10公裡以下短距離出行用戶占比開始減少，尤其是5公裡以下下降更為明顯。而在共享單車熱門區域，工作日全天北京擁堵延時指數更下降瞭7.4%，對減排貢獻明顯。
事實上，在這背後，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註藍天、參與環保。
鄒毅說，他也希望自己一個人的“一目瞭然”能夠變成更多人參與的“眾目睽睽”，一起讓北京的藍天更藍。
特朗普上任兩周簽8條行政命令
號外號外，特朗普又出行政命令啦！行政命令有多強，買不瞭吃虧，買不瞭上當，是XX你就堅持60秒！
- 汽車擴大機電容 【Mobile01專家分享】汽車音響後級分為哪些呢？專家告訴你如何安裝
- 主動式重低音電容 後級換電容對車內音響提升～升級車內音響必看
- 後級擴大機用途 音響換電容可以改善車內音質嗎？我該如何選擇～
AUGI SPORTS｜重機車靴｜重機車靴推薦｜重機專用車靴｜重機防摔鞋｜重機防摔鞋推薦｜重機防摔鞋
AUGI SPORTS｜augisports｜racing boots｜urban boots｜motorcycle boots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